一、一·二八逃难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军攻击沈阳北大营，打响了侵华战争第一枪。由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30万东北军不发一枪一弹，奉命撤退进关。没多久，长城外的东北四省很快落入残暴的日本侵略者之手，3000万关外同胞在炮火、皮鞭、刺刀下，过着暗无天日的亡国奴日子。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的绥靖政策，纵容了日本野心家们迅速把战线南延。就在“九·一八”事变的132天，即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集中陆海空兵力，突然袭击上海华界，这就是上海军民第一次抗日战争。

　　是晚，上海闸北地区枪炮声隆隆，硝烟滚滚，炸弹声不绝，到处火光熊熊。当时我家就住在宝山路鸿兴路口：，母亲还在宝山路新民小学任教。战争一爆发，路旁巷口到处都是沙袋堆积的工事和碉堡。一队队国民党士兵穿梭般往来，抵抗日军进攻，所有的店门都关了，老百姓开始逃难。弄堂里时有啼哭声、吵架声，战云密布，人心恐慌，空气十分紧张，人们似乎在希望着什么，而多数人却在迷茫中。’

　　我家住在弄堂头排房子的前楼，为了防止枪炮弹片突然穿墙飞射进来，母亲把棉被、毯子都挂在墙上。挂好后，我和母亲呆呆地坐在地上，屏着呼吸，紧张地听着远处传来的枪炮声，楼下的煤炭店老板沈家姆妈传来一个消息，说是停战两个小时，给老百姓逃难，要母亲带我快离开闸北，越过界路，渡过苏州河，奔向租界，逃难到安全地带。午夜2时，母亲没有和我商量，整理着简单的行李，要我把衣服穿暖，带好帽子，匆匆地出门，带着我往西南方向而去。一到宝山路虬江路口，只见人山人海，你走我跌，扶老携幼，大呼小叫，由东往西，由西往东，到处乱窜，到了界路(即现天目东路)，两界相交的铁门更是拥挤不堪，华界警察和租界巡捕用警棍吆喝，维持秩序。远处的枪炮声，近处的哭闹声，各种车辆的拥挤声交织在一群逃命抢路的人群。过了界路，人们分散了，母亲路熟，牵着我的手，拿着一只箱子，七挤八挤奔向老垃圾桥(今浙江路桥)。

　　苏州河上，“一二八”晚上，租界的英军士兵和万国商团把外白渡桥到泥城桥(今西藏路桥)之间的桥梁全部戒严封锁，不准人来往，禁止大批人群涌入租界，搞乱租界秩序。唯一可以到达河南租界的，只有一些小渡船，他们趁着黑夜，偷偷摆渡，趁机发国难财。我和母亲在狼狈拥挤的人群中，拼命挣扎，总算挤到老垃圾桥东边的一个小码头，抢上一条小渡船。不到十分钟，就进了公共租，上了岸，母亲叫了一辆大照会(通英、法租界和华界的牌照)的黄包车，一口气拉到法租界辣斐德路桃源村(今复兴中路)母亲的知心朋友余婉君家，在那里权暂避难。

　　那年，我正8岁，在新民小学读三年级。我幼小的心灵中，第一次看到残暴的日本侵略军发动的淞沪、“一·二八”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余婉君家中常有许多人来开会，我因年纪小，还不懂得什么叫“革命”和“抗战”，只知道他们是赞成抗日的。有时听到几个年轻人来房间轻轻地唱着“中华锦绣江山谁是主人翁，我们四万万同胞、强虏入寇呈凶暴，快一致，持久抵抗将仇报。家可破，国须保，身可杀，志不挠……"。我和母亲在余家住了几天后，就辞别了余家，回到了奉化北街老家。

　　淞沪“一二八”战后，不久经中日谈判，暂时恢复和平。为了生活，几个月后，我和母亲离开了家乡，又进入了战火摧残后的上海闸北，燕子窝虽被狂风卷去，母亲如一只母燕，衔草啃泥，再筑新巢，重新在上海闸北安了家。

　　二、血战淞沪，全面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