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周佛海、陶希圣其人

　　周佛海原是破落官僚家庭出身的穷学生。湖南官费留日，由鹿儿岛高等学校毕业(相当于高中)，升入京都帝国大学学经济。1921年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仍赴日本求学。因和杨淑慧同居，生活费用不足，就拼命翻译社会问题、社会主义乃至于无政府主义的书籍，来适应“五四”运动以后国内文化市场的需要，挣钱糊口。译文粗制滥造，如译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连爪哇这一地名都弄错了。

　　1924年周佛海回国，应聘到广东大学当教授，月薪240毫洋。照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规定，应按累进额交纳党费70多元，杨淑慧认为辛辛苦苦赚钱不容易，每月交这么多钱太可惜，就鼓动周佛海脱党。周终于借故脱离中国共产党。

　　不久，广东大学发生了反对校长邹鲁的风潮。周佛海思想右倾，辞职跑到上海，1926年春再往日本读完大学课程，随后又回上海教书。同时，他又参加以福建人何公敢为首的“孤军社”。孤军社先出《孤军》杂志，后改名“独立青年社”，又出版《独立青年》杂志，社址在上海宝山路宝光里12号。他们自以为是国民党、共产党以外的一个政团。我当时在上海读书，由我堂叔罗增益介绍加入独立青年社，同周佛海就是在堂叔的房间里开始认识的。何公敢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编辑，由他介绍编译所的同事陶希圣(原名陶汇曾)、梅思平(原名梅祖芬)加入孤军社，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之成为好友，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1926年秋北伐军到达武汉后，周佛海持着戴季陶的介绍信，前往投靠蒋介石。这时蒋在南昌，由邓演达代见，派以中校秘书名义。周嫖妓，染上梅毒，躲入汉口日人医院治疗。

　　蒋介石回武汉传见周佛海，找不到人。周在医院碰见何思源，得讯急往见蒋，密献“反共”之策。蒋、周两人倾谈两小时以上。第二天蒋即派周为新筹办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军衔是少将(该校教育长是张治中)。我由罗增益介绍任该校政治部科员，主编《革命生活》日报。1927年初，武汉开始反对蒋介石，我请示了周佛海，报纸应持何种态度，周说随潮流走好了，其实他自己是打算逃跑的。5月，周佛海携带妻子，在轮船上写好一本“反共反汪”的小册子，逃往上海，志在投奔蒋介石。讵知到上海即被杨虎、陈群捕押于龙华警备司令部，性命危急，杨淑慧通过张治中、吴稚晖、陈铭枢等向蒋介石求情。蒋对周佛海是谅解的，遂派员迎提到南京释放，并派为南京中央军校政治总教官，略予降级。

　　周佛海投靠蒋介石后，写了一本《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成为当时的畅销书，获利10余万元。以后又当了一年多的军校政训处少将处长、三年多的总政治训练部兼行营总政治训练部中将主任，大肆进行“反共剿赤”的宣传工作。1931年国民党补选中委，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任过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长、代理中央宣传部长。从1932年起，周曾任江苏省教育厅长多年，镇压摧残进步学生运动，几次大规模解散学校。

　　1932年初，蒋介石、汪精卫重新合作。蒋对周佛海说：你过去骂过汪先生(周在文章中曾骂汪“殷殷勤勤，诚诚恳恳，敷敷衍衍，糊糊涂涂”)，现在我们和他长期共事，你要和他多谈谈，求释前嫌，并为我好好联系。周佛海得此密旨，所以力求和汪精卫亲近，不怕蒋介石猜疑，以致当上了汪精卫叛国降日汉奸集团的“总参谋长”。

　　蒋介石对周佛海之坚决反共印象深刻，好感甚重，所以周当汉奸被判死刑之后，蒋终借词减刑，免其一死。周佛海曾和我说过，他是为了研究唯物史观而特意到京都帝国大学向河上肇博士学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学说的，那知愈研究愈出问题。他说，要相信二元论，既要唯心，又要唯物，单纯地主张唯物论，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