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15年）是一二九运动爆发八十周年。八十年前，即1935年12月爆发的一二九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救亡运动。它标志着“中国革命新时期”（《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版，第254页）的开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青年学生们在斗争中表现出的爱国热情和所选择的革命道路，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现实启示。

一二九运动是在日本加紧对华侵略的情况下发生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了日本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侵略阶段。在侵占中国东北全境之后，1933年1月，日本大举进攻长城各隘口，占领热河省，接着将侵略矛头指向整个华北。1935年6月，日本胁迫国民党政府签署《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实际上控制了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为使华北五省脱离中国而“独立”，日本侵略者大肆收买汉奸，鼓动“防共自治运动”，导演所谓“自治”丑剧。这就是华北事变。

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国民党政府在继续集中力量进攻红军的同时，对日本侵略采取了退让方针。它计划于1935年12月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为对日本策划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的妥协办法。而成立这个委员会，在日本方面看来，正是使华北成为第二个“满洲国”的过渡。

不仅如此，国民党政府还对人民的抗日要求和行动进行严厉压制。1935年5月，《新生》周刊刊登《闲话皇帝》一文，被日本指为“侮辱天皇，妨碍邦交”。国民党政府即查封《新生》周刊社，囚禁该刊主编杜重远。6月10日，更颁布《睦邻敦交令》，宣称“对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如有违反，定予严惩”。当时的情景，正如有人所形容的那样：“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

日本侵略的加紧与国民党采取的上述政策，使举国民众感到忧虑和愤怒。而地处抗日前线的华北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更痛感华北沦亡已迫在眉睫。“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载《清华周刊》1935年12月10日）一二九运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一二九运动的发动，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密切关系。毛泽东在1939年12月回顾这个运动时说过：“青年学生好比是一二九运动的柴火，一切都准备好了，只差用火一点。点火的人是谁呢？就是共产党。”（《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版，第256页）

首先，“是共产党的八一宣言给了青年学生一个明确的政治方针”。（同上，第256页）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同年10月1日以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宣言强调，“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呼吁全国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都应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捐弃前嫌，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宣言反映了全国人民的热切愿望，使处于苦闷中的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学生，看到了挽救国家危亡的希望和应当遵循的方向。

其次，“是红军到了陕北，配合了北方的救亡运动”。（同上，第256页）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11月28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重申八一宣言的主张。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学生由此开始看到一支新兴的抗日救国力量，这使他们受到鼓舞，知道自己的斗争不是孤立无援的。所以，“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帮助了一二九运动”。（同上，第2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