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后，中、美、苏、英四国迅速就受降地区做了划分，中国战场由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负责受降，为了迅速办理接受日本投降事宜，蒋介石将中国战区划分为十五个受降区，第十一战区长官孙连仲为平津地区的受降司令官，负责接收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地区，该区日军投降代表为侵华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办理日军投降的地点为北平。远在重庆的孙连仲首先指派第十一战区副参谋长吕文贞为前进指挥所主任、军务处长刘本厚为参谋主任。1945年9月7日，前进指挥所主任吕文贞等人才进入北平，开始受降事宜。天津地区此时则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所控制，八路军此时已经占领了杨村、杨柳青、静海、武清等地，甚至晋察冀冀中军区已经任命杨成武为天津市卫戍司令，晋察冀边区则任命张苏为天津市市长。而负责天津地区受降的国民党第94军此时还远在广西。面对这样的局面，蒋介石下令，日军和伪军不得向共产党军队缴械，同时与盟军顾问魏德迈将军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决定由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从塘沽登陆，代表中国政府接受天津日军的投降。于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遂于1945年9月30日在塘沽登陆，并在天津市旧法租界公议局大楼内办公。一个星期后即1945年10月6日上午，在旧法租界公议局门前的克雷孟梭广场举行了由第三军团司令洛基中将主持的天津接受日军投降仪式，一些中方人员也应邀参加了受降仪式。但是中国方面究竟有谁参加了受降仪式，目前说法不一，甚至还存在一些讹误。我根据当时的一些报纸报道和相关人员的回忆录，做了一些梳理和辨析，以期能够还原历史真相。

　　在举行天津接受日军投降仪式前后，《大公报》《中央日报》《时代日报》都有报道，从中我们可以了解一些真实的情况。如在受降仪式举行的当天，《大公报》重庆版曾刊登中央社天津五日的通讯：“天津日军签降典礼，将于明日上午九时举行，由美方洛基中将与我方第十一战区长官孙连仲代表吕文贞少将主持。天津市长张廷谔、副市长杜建时及政府各部特派员均将参加。”1945年10月7日《中央日报》第二版刊载了中央社记者张家彦天津六日的电讯，其中写道：“我国军政长官包括孙长官代表吕文贞少将、天津市长张廷谔、副市长杜建时、财政部特派员张果为、市警察局长李汉元等……立于指定席次。”《大公报》重庆版和《时代日报》也在当天刊发了这一报道。1945年10月8日，《大公报》又刊发了题为《天津受降一幕，十万市民围观鼓掌欢呼》的报道，对于中方参加人员，如此写道：“我方为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吕文贞、天津市长张廷谔、副市长杜建时、天津警察局长李汉元、外事局津沽区联络官周培章等。”从这几则报道来看，参加受降仪式的中方人员有天津市正副市长张廷谔、杜建时，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副参谋长吕文贞、天津市警察局长李汉元、财政部特派员张果为、外事局津沽区联络官周培章等人，都没有提及施奎龄。

　　不过，一些回忆文章倒有不少提及施奎龄者。如担任华北宣抚使的李实忱，曾在回忆录中说过施奎龄曾担任北平前进指挥所主任。后来出版的一些书中也曾误将施奎龄为第十一战区前进指挥所主任，并说他参加了受降仪式。当时拍摄天津接受日军投降仪式的摄影爱好者雷爱德则在口述资料中说：“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受降代表吕文贞参谋长、施奎龄联络官，天津市市长张廷谔、副市长杜建时、警察局长李汉元等先后来到了受降仪式现场。”在日军受降仪式现场观看的刘洪涛在《日本投降之日见闻》一文说道：“中国人中有穿浅色衣服的天津市长张廷谔和副市长杜建时，穿黑色警服的警察局长李汉元和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前线指挥官施奎龄等。”当时也在现场的李希闽老人，后来在回忆也说中方参加人员中有施奎龄，并说他当时只认得施奎龄和杜建时。然而根据档案和当时的报纸报道，前进指挥所主任应为吕文贞，施奎龄此时为河北省财政厅长，并兼军警稽查处处长。另根据中央社1945年9月30日报道，当天第十一战区北平前进指挥所主任吕文贞、河北省财政厅长施奎龄一起，先是到塘沽迎接美军，然后又与美军洛基中将一道到天津，并由施奎龄临时担任翻译，吕文贞与洛基中将商谈天津接受日军投降事宜。至于施奎龄是否参加了一星期后的天津接受日军投降仪式，从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来看，尚无法确认。故黄力民在《中国战区各受降区史实疑误及辨析》一文中指出，天津地方史料误称“第十一战区前进指挥所主任施奎龄”参加受降。不过，施奎龄本是天津人，毕业于南开中学，与张厉生、时子周等人关系密切。据说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前夕，曾听从张厉生的建议有意任命施奎龄任抗战胜利后的首任天津市长，后因张伯苓推荐张廷谔而未能实现。财政部特派员张果为，安徽宿松县人，1901年生，早年曾赴德国留学，获得哲学经济博士，1929年回国后担任东北交通委员会统计科长，兼任东北大学教职，九一八事变后，先后担任福建省政府统计室主任、财政厅长、财政部福建印花烟酒税局局长，抗战胜利后担任华北财政金融特派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