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15日，是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我在青年时代就在仲勋同志领导的革命队伍中从事革命斗争，是和他一起在陕甘宁边区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共同工作过的亲密战友和老部下。新中国成立后我进入统一战线工作部工作，仲勋同志又分管统一战线工作部，具体指导我的工作。几十年弹指一挥间，我们在一起工作战斗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每当想起这些，对仲勋同志的革命业绩和高尚品质，以及仲勋同志对我的无私帮助和谆谆教导，备感亲切，每每回忆起这份难以磨灭的记忆，就会激荡起我浓浓的情愫和深深的怀念。

　　爱护和教育使我永生难忘

　　1941年初，我从中央党校结业后，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青救会工作并任巡视员。1942年冬，我奉命到佳县青救会任主任。在这期间，青救会利用寒假争取团结在榆林上学的青年学生的活动，组织不同形式的集会同他们接近，并主动写信建立联系。我和一位女教员建立了通讯关系。这时，全党的普遍整风运动正在各级干部和党员中进行。我此时正在佳县教师整风班担任副主任工作，协助县委宣传部部长刘传茀主任工作，并负责政治和党的组织工作。整风班开始后，出现了“抢救失足者”和严重的“逼、供、信”现象。在连夜的逼供下，从榆林争取回边区的那个女教员被迫说假话，承认她是榆林派回来的特务，说她同我的关系较好是她的“美人计”，并说我已上当了等。 她在大会上“坦白”的当天，我被调回县委审查。当时保安科科长惠普(解放后任青海省监察厅厅长)同我谈话，让我到整风班交代“政治问题”，并收缴了枪支，这使我的思想负担十分沉重。

　　这时，经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肃反的仲勋同志，对“左”倾错误路线给革命队伍造成的危害，有着切肤之痛。他利用作报告和与个别人谈话的方式，提醒大家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同时，他还打报告给党中央和西北局，如实反映绥 德地区发生的情况，建议中央及时制止“逼、供、信”，纠正“左”的偏向。由于有仲勋同志的重要指示和亲切关怀，我到整风班时，运动有所收敛，所以没有逼我承认什么东西。从榆林回来的那个女教员讲的那一套“美人计”的话，在甄别中也已证明是莫须有的，边区为我恢复了名誉。在这生死紧要关头是仲勋同志挽救了我，也挽救了绥德地区所有被错误关押的同志。

　　1949年全国胜利在望。我们关中地委城工委的同志都在做进城准备。渭北解放后，我跟随地委书记赵伯平到了三原县，西北局仲勋同志也带了一批干部到了三原。5月20日西安解放，第二天大家兴高采烈地进了西安城。这时，和我们一起进城的仲勋同志看了我们几个同志的名单，对赵伯平说：你带来的这几个干部都不许动，他们都归西北局统战部了。就这样，我有幸成为西北局统战部的一员。当时，西北局统战部部长是仲勋同志兼任的，部里就五个工作人员。这时候仲勋同志的工作很忙，顾不上我们，我们五个同志在工作中配合不好，有各自为政的思想。这件事让仲勋同志知道了，他把我们叫过去狠狠地批评一顿， 并说作为统战工作者，首先要讲团结，自己团结好了，才能团结更多的人到我们共产党这边来。真是语重心长，使大家深受教益。

　　善于做好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

　　仲勋同志十分重视争取团结党外代表人物的工作。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阔胸怀，以坦诚相见、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赢得了许多党外人士的敬重，结交了许多朋友。

　　记得在西北局做统战工作期间，仲勋同志指示我们处理一起有关“前进同盟”的问题。在处理这件棘手的事件中，仲勋同志多次指示我们，既要掌握政策，又要慎重起见，使对方心悦诚服，不怕重复工作，就怕造成失误，给自己工作带来被动，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遵照仲勋同志的要求，我和部里的陈元方同志全权处理这件事情。这个问题源自临解放前国民党在陕西拼凑成立的几个预备师，其中的军官大部分是陕西、甘肃的旧军人。他们中有一些人不愿意为蒋介石卖命，秘密成立了一个反蒋组织“前进同盟”。他们以这个组织的名义派来代表到陕甘宁边区，找到关中地委城工委，声言他们已做好起义准备，来边区的目的是想和毛泽东谈判。当时处理这起事情的同志对来者进行了接待，并礼送出境。后来，这个“前进同盟”的一部分人发动了起义，因事前没有做好保密工作造成起义失败，死了一些人。西安解放后，他们当中一些同志要求承认发动起义的死难者为烈士，并要求承认“前进同盟”为民主党派。在处理这件事时，我们始终本着仲勋同志提出的指示和要求办事。最后，经研究决定可以同意授予发动起义的死难者为“烈士”称号，但不能同意“前进同盟”是一个民主党派。并由我起草了答复文稿，送仲勋同志审阅。仲勋同志对我们妥善处理好这件事情给予了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