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学的方式

　　表达尽可能真实的历史

　　记者：读《中国抗日战争全景录·贵州卷》一书，有个总体的感觉。即您像个“文字演员”，用文字体味着每一个人物的角色、环境、心境、表情。您自己怎么看自己的写作?和您本人长期从事文学创作、文艺理论研究有何关联?

　　何光渝：我在这本书后的《跋》中说过，我只是“以那个时代的文字记录、那些当事人的回忆为母本”来写作。这本书，对于我来说，完全不是文学意义上的“创作”，书中所有的素材、历史背景、缘由、事件、人物、细节，都有可靠的出处，写作过程中，我甚至会为某一句话或某一时间、地点的准确性，搜遍我能利用的所有资料库;在我的原稿中，也都有详细的脚注加以说明。但因为整套丛书有“不列注释”的统一体例，不得已被全部删去。对此我真的还很痛惜。如果说这本书的写法与我的文学创作、研究经历有关的话，大概就在于我把“文学即人学”的观念，“移植”到我的“历史书写”之中，使我始终以“人的历史”来反观并书写“历史”——历史中如果没有了人，还会有“历史”吗?

　　因此，在我已经出版的所有历史书写中，都有“人”的活动，而且，这些“人”并不是符号性的群体(民众、群众之类)，而是具体的、真实存在于历史中的个体的人。此外，这样的写作，当然会在“历史性”思维中融入了除“虚构”之外的“文学性”思维。读者可以感受得到，于我则是不经意的自然而然。

　　当然，正如我在书中所说，抗战的历史，是我们父母那一代人的历史，他们才是抗战历史的真正参与者和书写者。那历史中的种种惊心动魄，种种如缕细节，种种跌宕心曲，我等后人是永远也无法理解、复制和还原的。我的“这一种”书写，不过是尽可能靠近那历史真实的一种企图而已。

　　记者：在人们通常的印象中，您在文学文艺领域是“老面孔”，在“历史文化研究”似乎是个“新面孔”。怎么想到去抢文史界的“饭碗”的?文史界接受了您的新面孔么?

　　何光渝：你有这样的印象吗?其实，我这人从不把自己“划进”某个“圈子”里。我曾经的工作岗位、职业身份，与个人写作的旨趣、取向，恐怕不能等同为一回事吧?更何况，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从来就是“文史哲不分家”。其实，一个写作者，追求“才学识”、“义理考据辞章”兼备，谈何容易!于我自然是心向往之。

　　近十多年，我之倾心于“文史”，用我自己的方式做一点探究和写作，开始有一点自己的“觉悟”。我逐渐认识到，虽说历史已经成为过去，其中必有许多会永远消失，不被记忆;但总有一些历史，会“被”记忆、重述、激活、得以继续存在，总有一些历史“被”后世筛选后、“被”认为是有“意义”的。每当此时，“历史”就展示为现实与历史之间的一种对话。在这种对话中，现实总是采取并掌控着主动;而历史总是在不断地被重写，被重新定义和解释。历史允许回味，而且需要回味;但不允许推翻重来，也不允许假设虚构。我们如果不咀嚼、回味并领受历史的馈赠，历史就真的失去最后的“剩余价值”了!我之所以涉足于其中，其实我的兴趣仅在于：以一个今人之心，去感受前人所遭遇的复杂环境，以敬畏和“同情之理解”，去揣摩他们何以如此而不那般。如果可能的话，区别一下真实的和虚假的，确定的和不确定的，以及可疑的和不能接受的。当然，如果找不到答案，至少也要找到问题，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可见，这里并不存在“抢谁饭碗”或“能否接受”之类的问题。于我，不过一己之私愿而已。

　　记者：《中国抗日战争全景录·贵州卷》是您的第十七部书。您说您十七部书都是写贵州的，您在这些书中寄托了哪些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