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众熟知“平型关大捷”，但实际上，林彪率领的八路军115师所打的平型关伏击战，只是整个平型关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平型关战役是国民党第二战区拟定的“太原会战”计划的一部分，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山西境内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对日战斗。八路军和国民党中央军、晋绥军等各派系部队先后投入8个军近10万兵力，历时19天，在长达百余里的长城线上对日军进行了英勇抗击。这场战役是抗日战争中国共合作、共同御敌的一次成功范例。在整个平型关战役中，国共两军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却没能够扭转战场的被动局面。随后大同日军南下切断了平型关守军的后路。一个月后，日军先后突破娘子关、忻口，攻占了太原，二战区的太原会战和忻口会战相继宣告失利。平型关战役的实践，也使前线的八路军指战员认识到，在目前敌强我弱和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被动防御的情况下，只靠这样的战斗不可能阻止日军凌厉攻势，甚至可能会把我军微薄的力量葬送殆尽，只有通过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根据地，进行持久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阎锡山仓猝调整部署致使形势恶化

　　汪精卫曾有个一针见血的说法：中国并无真正的“国防”，只有“省防”，至多是“数省联防”。这道出中国面对日寇侵略的一个要害问题：无论是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还是察哈尔省主席刘汝明，都没有“全国一盘棋”的概念，“山西王”阎锡山也不例外，他利用各种手段和社会关系，企图把日寇祸水引到别处，但日寇沿着平绥线直扑他的地盘。他避无可避，只得匆忙调兵遣将抗击。南京中央政府担心日寇攻占山西，长驱直入南下四川，也匆忙调来援军。

　　1937年8月底，阎锡山把前线总指挥部设于雁门关下一所窑洞，同周恩来、彭德怀会商制定第二战区战役计划、作战方针为“利用山地歼灭敌人”。阎锡山在日寇汹涌而来之际分析：日军欲图晋绥，必先争太原;欲征太原，必先夺大同，于是调集重兵布下迎战阵势。可是没想到，日军主力坂垣师团却打了个“左勾拳”，避实就虚，挥军直指平型关，沿着坂垣征四郎在一年前假借“游历五台山”而勘察的路线，要越过平型关天险，抄击雁门关中国军队的后方。阎锡山大同会战计划即将流产，雁门关一带兵力雄厚却无用武之地，而平型关一带则危如累卵，只好赶紧调兵赶往平型关。阎锡山原来的构想是：我方11个军10余万人，放日军进入平型关后，再封死其退路，在平型关以西、繁峙以东沙河一带开阔地决战，打一个包围战。这一方案风险很大，但若下定决心就这么打，也未必没有胜算。阎锡山自诩这个部署为“口袋阵”，亲召他的嫡系陈长捷、郭宗汾两名军长面授要领，又派高参到平型关、团城口等处，向高桂滋等将领传达。

　　在关键时刻，前线指挥官却犹豫起来。这些指挥官是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副总司令孙楚。孙楚深得杨的信任，杨也对孙言听计从。而正是孙楚突然对“放日寇进关再关门围歼”的计划产生了怀疑，他说服了杨之后赶到阎锡山那里，力陈这一计划之弊，使阎锡山临场变卦，决定不将日军放进平型关而是拒日军于关外，而这一改变实在太仓猝。

　　如果只有阎锡山的晋绥军，他责无旁贷硬着头皮也得打。可是现在有三支客军：八路军115师，高桂滋17军，刘茂恩15军，阎锡山的想法就复杂了。他本想让八路军和高桂滋一起守平型关正面，但周恩来、彭德怀提出，阵地战不是八路军的长项，不如让115师隐蔽集结于日军前进道路的侧面从敌后伏击，阎锡山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