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冬，贵州独山失守，抗日大后方的西南危急，举国震动，舆论哗然。青年学生义愤填膺，纷纷要求走出课堂，到抗日前线杀敌报国。成都九所大学除金陵女大外的八所大学，就有千余名学生报名投笔从戎。各报不断以“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大字标题，报道青年学生请缨杀敌的消息。国民政府提出“青年学生去印度远征，接受盟国军援，组织机械化军，从缅甸打回祖国”的号召。经过严格体检，我们八百多名大学生参加了“远征军”。

　　1944年12月下旬，体检合格的大学生们在后宰门广场集中编队，准备出发。成都各界代表和从军学生的亲友、同学齐来欢送。大家一起放声高唱“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拿起我们的武器刀枪，走出工厂田庄课堂，到前线去吧，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等抗日救亡歌曲。同仇敌忾的炽烈气氛，弥漫广场。欢送行列中有一位女高音登台歌唱：“去吧，兄弟呀!去吧，兄弟呀!我望你鲜红的血液，染遍祖国大地的自由之花……”激昂深沉的歌声，使满场征人、亲人都感动得热泪盈眶。欢送会后，同学们分乘数十辆卡车，在沿途街道的鞭炮送别声中，驶往新津军用机场。大家在车上谈笑风生。有的同学触景填词：“破浪乘风，荷戈上道，斜阳有意来相照。他日丹心照汗时，忠魂浩气存芳草……”

　　我们到达新津机场，已是黄昏。匆匆吃过欢送会上散发的点心，又按五十人一组重新调整编队，依次候机。我所在的一队于晚上九时许，登上一架美国的C—46运输机。除一身衣服和简单盥洗用具外，什么也没有带。大家在机舱内背靠舱壁相对席地而坐。“去吧，兄弟呀”的女高音，老是在我的耳际回荡，思绪万千，不禁联想起从军前夕，王达非老兄对我的殷殷嘱咐，想起他的“深院氍毹秦舞急，豪门丝竹郑音多……”“愿结同心挥热血，黄龙痛饮酒千觞……”等愤时慨世的诗句。当夜将近十一时飞临昆明，皓月当空，滇池在望。飞机顺着机场灯光跑道平稳着陆。我们被送到机场附近一排排简易的军营安宿时，已经过了午夜。军营营房灯光昏暗，搭起的木竹通铺，要挤着睡下一百多人。

　　第二天早饭后，我们这批大学生新兵，就在一个上午分批坐上十几架运输机飞往印度。发给每人三个馒头两个包子、两人一壶开水当作午餐。领队还带了些镇静药剂，说是飞越喜马拉雅山“驼峰航线”时，飞机要上升到六千至八千米。当时的飞机，没有恒温恒压恒湿的“三恒”装置，飞越驼峰，是对一个人身体健康状况的严峻考验。因头天晚上大家都没睡好觉，早晨的“夹沙饭”又没有吃饱，我只吃了两个包子，我们这一队中午才上飞机，飞越驼峰时，我便成了几位“昏厥患者”之一。临近驼峰前，有位美国军人从驾驶舱走到机舱查看，询问大家有无不适感觉，他和我左邻的一位同学交谈了几句。这位同学的英语较好，一问才知是川大外文系的，名叫丁耀瓒，抗战中期从上海辗转来到成都就读川大。将近下午三点，我们在印度北边的汀江机场降落。一下飞机，立即由美军驾驶的军用卡车，把我们送到十几公里外的兵站。

　　12月的印度，下午紫阳高照，近似四川的仲夏季节。到了兵站，进入一幢有纱门纱窗的营房。领队人宣布：除了留下手表、戒指、钢笔外，把衣服全部脱光拿在手上。随后就列队赤身走出营房，把脱下的衣服全部甩进路边一个正在燃烧着的火坑。先依次领取香皂、面巾、浴巾，进入一间有许多喷头的淋浴室洗澡后，再依次按身材领取内裤、汗衫、衬衫、军装和鞋、袜各两套，毛衣一件，军帽一顶，水壶、挎包各一个。最后，又用卡车把我们送到几十公里外铁路旁边的军用帐篷住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