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其明：新四军中红小鬼

　　1月6日上午，大江南北杂志社两名记者跟随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领导来到吕其明老人家采访。吕老热情地将我们迎进了屋，领着我们沿着摆满绿色植物的走廊，径直走进会客厅，厅里空调已开启，吕老一边招呼大家坐下，一边忙着倒茶，一阵忙活后这才坐下说：“欢迎你们来!”

　　老先生直接问：“你们想知道些什么呢?”记者说：“想了解您在新四军生活的经历。”

　　吕老爽朗地说：“对，我可是1940年的老兵。”接着就开始了对自己革命和艺术生涯的叙述。

　　我能走进革命队伍是因为我的父亲吕惠生。我父亲是一个农业专家，1926年北京大学农学院毕业后回到家乡安徽无为办学，任无为中学校长。1938年底，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从皖南军部来到江北，组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张云逸专门拜访父亲，共商抗日大计，我父亲很是感动，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声望和影响力募集了大量的粮饷弹药，支援新成立的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父亲因支援新四军，积极参加抗日工作，被列入国民党的黑名单。1940年2月，当无为县国民党当局准备逮捕他时，他和母亲带着我们4个儿女连夜投奔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从此，我们全家与共产党、新四军风雨同舟、安危与共。

　　不久，我们又跟随部队东进，前往新四军2师淮南抗日根据地，母亲是放大的小脚，父亲是个书生，还有我们四个孩子，为了不掉队，全家咬着牙跟着部队走。经过20多天的行军，我们来到了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半塔集。一天我们家来了两个女文工团团员，她们劝我母亲让我和我姐姐吕晓晴去抗敌剧团参军。因为当时抗敌剧团正在排练歌剧《农村曲》，第三幕需要一个十来岁的演员去扮演一个逃难小孩的角色。母亲觉得我们只有十来岁太小了，就跟她们说：“你们去问孩子的父亲吧。”父亲倒是很干脆、很支持，他说：“好嘛，让他们到革命的大熔炉里去锻炼!”就这样，12岁的姐姐和10岁的我在1940年5月参军了，成了抗敌剧团的小团员。

　　部队生活非常艰苦，没得吃，经常行军，还经常有日军“扫荡”。有一天，部队休息，大家都在老百姓的打谷场上靠着秸秆晒太阳，我就觉得身上特别痒，我把衣裳一解开，一排全是虱子，随手一抓，一挤一滴血，头也十分痒，我姐姐拿梳子来帮我梳头，发现头皮都被虱子拱破了，淌黄水了。我有一张珍贵的照片，是 1941年和姐姐的合影，照片上的我是个光头，就是因为满头的虱子才剃了个光头。

　　有一次，我们行军到一个村庄，这个村庄刚刚被敌人扫荡过，有的房子还在燃烧，剧团先帮老乡灭火，然后搭台子准备晚上演出。我们的舞台很简单，打两个桩竖两根杆子，挂上汽灯，拉上幕布，舞台就搭成了。《农村曲》这个歌剧从头到尾老百姓都很受感动，演到高潮台上台下都流泪，让我记忆深刻的是，演到第三幕高潮，台上唱了一个大合唱：“种子下地会发芽，仇恨入心也生根，不把鬼子杀干净，海水也洗不清我心头恨，打死一个算一个，打死两个不亏本，以一当十十当百，要活命的只有参加新四军，要活命的只有参加新四军!”台上气氛高昂，剧中的男主角王大哥站出来说：“我要参加新四军!”这是演员在演戏呀!但是想不到的是：从台下立即跳上来几个看戏的年轻小伙子，嚷着：“我们也要和王大哥一起参加新四军!”说明当时文艺的巨大作用，可谓立竿见影。我第一次感到了文艺宣传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