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辈子没有做过轰轰烈烈的大事，但是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我和大多数有良知的中国年轻人一样，毅然放弃家庭安逸的生活，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参加新四军，做民运、搞宣传、建立地下交通站;特别是潜伏在日本宪兵队里，收集情报、营救战友、采购药品和武器炸药，历尽艰险转送前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献出了绵薄之力。

　　1924年我出生在浙江省德清县城关镇，原名莫孝贞。父亲在德清城里开有几家店铺，家境还算殷实。1939年，我1 5岁，考进上海私立女子中学，级任先生黄容林是地下党员，他引导我走上革命的道路。1941年1月28日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我参加了新四军，分配在一师“社会教育服务团”，团长为我改名叫莫奇。服务团分三个队：一是新旅队(前身系新安旅行团)，都是些16岁以下的少年儿童;二是青年队，以演出宣传为主;三是工作队，主管民运社教工作。当时我分配在青年队，与同志们一起唱歌演戏做宣传工作。我们往往白天排练节目，晚上到各村去演出。

　　苏中地区是新开辟的游击区，日伪军随时都可能来骚扰，服务团每到一个村庄，最多停留二三天，有时半夜起来换防，生活相当艰苦，但同志们的情绪很高。记得有一次夜里急行军，天刮风下雨漆黑一团，衣服鞋袜全都湿了，一脚水一脚泥，走到一座独木桥，同志哥同志姐都过去了，我怎么也不敢过，急得站在桥边哭，后来是一个年长同志过来拉着我的手慢慢走过桥去。有一次到了一个村庄，村里的人都跑掉了，我们找到一户地主家的院子，稍作休息，到要出发了，大家怎么也找不到我，原来我一头倒在地主家的床上睡着了。那时演戏没有舞台，也没有幕布，只有极少一点化妆品，道具也很少，且得来极不容易，大家都很珍惜这些物品，行军时由体力强一点的男同志背着走。到一个村庄，划圈为台，点上一盏油灯，村民就会陆续围拢来看。我们配合当时的形势先唱革命歌曲，有《延水谣》《红缨枪》等等。唱完后再演戏，戏都短小精悍，但内容很丰富，有《放下你的鞭子》《团结起来》《童养媳求解放》等。节目虽然不多，却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除了唱歌演戏，每当我们在宿营地住下后，就教儿童唱抗日歌曲，还常到他们家中向他们的长辈宣传抗日革命道理。

　　1942年，敌人进行春季大“扫荡”，为适应战斗需要，社会教育服务团解散，我被分配到苏北盐阜区三师八旅文工团，继续搞文艺宣传工作。此期间为了有效配合反“扫荡”工作，反击敌人的进攻，我随部队转移到浙东四明山地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分配在中共浙东区党委所属姚南办事处政工队，主要做民运工作，组织贫下中农，进行“二五减租”“三七减息”，并组织儿童团、妇女救国会、妇女识字班、青年抗日会、农民自救会等群众组织。

　　1943年底，鄞西古林区交通站站长陈洛宁因生孩子，急需找个人接替她的工作。组织上决定由我接替陈洛宁，去浙东鄞西古林区交通站担任站长。当时的古林区还是个游击区。敌伪的据点林立，有时顽固派也来插一脚，环境相当复杂。

　　古林区交通站由交通总站站长翁惠珍单线领导，地点设在敌占区的高桥乡包家岩村，离敌人据点只有5里路。因工作需要我改名为包美英，从此，我成为该村群众包荣庭家中的一员，在群众的掩护下做秘密交通工作。站里只有我和十二三岁的小鬼刘爱田。

　　我常把要我们转送的文件藏在包家的水缸底下，有时藏在柴草房里，或者藏在厕所旁边的缝隙里。为确保文件转送时不出问题，我们想了多种方法，例如有一次，文件较多，担心出问题，我和小刘打扮成姐弟走外婆家的模样，在包家大哥的帮助下，买来一些毛竹笋，挖空后，把文件包好塞在里面，混在其他毛竹笋中。有时我把文件缝在小刘的鞋帮里。7月上旬的一天晚上，我得到一份情报，伪军第十师三十七团即将向我根据地进犯，必须尽快把此情报送给驻在后屠桥村附近的我军第五支队某部。军情紧急，不容延误。从包家岩到后屠桥，相隔20多里路，我不敢走大路，怕碰到敌人，专拣小路走。一路上有许多野坟，我心中有些害怕，硬着头皮快步往前冲，冲出了那块墓地，一路急赶，足足走了约3个小时我才赶到目的地，完成转送党的机密文件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