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京事变必然发生：农民阶级局限性导致了集权旋涡

天京事变

　　作为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重要标志，天京事变是众多史学家争相研究的重要课题。我们在概括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的时候，总要提到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农民阶级的局限性让太平天国的失败不可避免，让天京事变的发生成为必然。那么，农民阶级的局限性究竟在这场事变中起到怎样的作用？本文作者从太平天国的权力结构更迭过程详细分析了天京事变的发生为何是必然的。

　　太平天国前期领导集团由天王、东王、西王、南王、北王、翼王组成。名义上，天王是上帝教的教主，是太平天国的君主。东西南北翼五王是天王可以称“胞”的领导成员，东西南北四王为军师，相当于太平天国的政府首脑。

　　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据有代天父、天兄传言的权力；南王冯云山为上帝会的创立者，早期是与洪秀全并称的上帝会领导，后来地位仅次于东王、西王；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是最后进入领导集团的，东王可节制西南北翼四王。

　　因此，太平天国前期领导集团的权力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天东西南北翼—天东西南北—天东西南—天东西—天东—天”的纵向层级。随着南王、北王相继去世，这个纵向层级顿变为“天东北翼—天东北—天东—天”，使东王的权力失去了制衡，代天父传言的东王日益骄横起来，他与其他领导成员特别是天王洪秀全的矛盾日趋尖锐，最终导致1856年9月2日凌晨天京事变的爆发。

　　上篇

　　洪、冯、杨、萧构成上帝会最早的领导集团，为了制衡杨、萧，洪将韦、石引入。洪秀全东乡称天王，保留最高地位，但杨、萧却超越冯，确定了太平天国前期高层的基本权力格局，“五军主将制”的建立，就是这种权力格局形成的标志。随后的“四大军师制”和封五王诏进一步理顺了领导集团成员相互间的关系。永安分封不久，冯、萧相继战死，稳定的权力结构失去平衡，再无人可以制衡杨秀清。

　　有事聚商 得计便行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四次科考失败大受刺激的洪秀全，受基督教小册子《劝世良言》启发，结合自己曾做过的“升天异梦”，创立主张黜邪崇正、斩邪留正、敬拜真神皇上帝、反对偶像崇拜的上帝教。因在家乡广东花县一带传教效果不甚理想，他与最早入教的冯云山一起赴广西贵县等地宣扬教义，吸引了部分乡民信众。1844—1847年间，洪返回花县著书，充实上帝教的理论，冯则深入贫苦烧炭工聚居的桂平紫荆山开辟根据地，组织上帝会，奉洪为教主，建章立制。冯的最初努力，奠定了洪、冯二人在上帝会的领导地位。

　　1847年，洪秀全到紫荆山区与冯云山相会。随后两人带领上帝会会众展开捣毁神坛庙宇的斗争，引起了地方乡绅的忌恨和不满，冯云山先后两次遭到地方官府的拘捕。第二次被捕后，他在狱中患病甚重。1848年3月，洪秀全返广州设法营救。

　　冯是紫荆山上帝会的直接创建者，在会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身陷牢狱，自然引起会众们极大的愤慨和不安。洪走后，会众以“科炭”（每卖出百斤炭就抽出部分炭钱存起来）集资，向官吏和差役行贿，救出冯云山。冯赶回广东，谋与洪秀全会晤，两人几经辗转，直到1849年2月之后，才在家乡花县再聚首。

　　正是在此期间，由于冯、洪脱离紫荆山上帝会会众，会众中一度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1848年6月，以耕山烧炭为业的杨秀清借用民间“降僮”的方式，伪托天父下凡传言，态度严厉而肃穆，揭发上帝会的“叛道者”，劝人为善。同年10月，“自耕而食，自蚕而衣”的萧朝贵步杨秀清后尘，也以同样的方式，伪托天兄耶稣下凡。他们借此安定了众心，稳住了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