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主义澎湃 血脉贲张

　　(1985年12月21日，清华校报《新清华》第910期发表蒋南翔《我在清华大学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回忆》。)

　　摘要：真实的场景比《青春之歌》小说更悲壮，爱国主义、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相互澎湃，血脉贲张。

　　首脑：“一二·九”运动主要领导人有哪些?

　　清华向来突出本校在“一二·九”运动的贡献(实质也是地位)，突出蒋南翔在“一二·九”运动的作用，可以理解，也符合史实。但称“蒋南翔是‘一二·九’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蒋南翔传》)，有必要予以更严谨的解释。

　　就狭义的“一二·九”运动而言，1935年10月至1936年3月，蒋南翔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无疑是清华“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没有之一。只是因为秘密工作的需要，地下党员尤其是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人，在学运和游行中一般不抛头露面。

　　清华、燕京两校是北平“一二·九”运动的骨干力量，两校的“一二·九”主要领导人，包括清华的蒋南翔、黄诚等，燕京的陈絜、黄华(燕京学生会执委会主席，后任外交部长)等，当然也可称为北平“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52年院系调整，燕京被撤销日渐式微，清华依然如日中天，掌握“一二·九”运动及纪念的话语权。

　　指挥北平学运全局还是北平学联的领袖们。例如“一二·九”游行时，北大数学系1935级学生黄敬在队伍中指挥，姚依林和郭明秋在西单亚北咖啡馆队伍外指挥。清华教授张申府在咖啡馆见证，并在其文集中有回忆。蒋南翔回忆也说，“姚依林与彭涛、黄敬、郭明秋等是北平学联初建时的领导核心”。这四人中，按姚依林的说法，辅仁大学彭涛“实际上是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没有之一。

　　就广义的“一二·九”运动而言，1936年10月至1938年11月，蒋南翔历任北平学委书记、北方局青委委员、长江局青委委员、全国学联党团书记，直接领导北平学委、北平学联党团、清华和燕京两校党支部，他在回忆中自称“工作内容越出清华的范围”。由于职务的变动，他不仅是广义“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而且参与领导全国青年运动。

　　规模：“一二·九”游行参与人数究竟多少?

　　中外的游行请愿，参与人数、伤亡人数往往版本不一，各取所需。组织者为扩大宣传效果往往刻意多估，而对立面往往刻意缩小。

　　“一二·九”游行人数究竟多少有争议。胡适在《为学生运动进一言》中记述，当天下午3点多钟，他碰着从东安门大街往南来的学生游行队伍，“人数不算多，队伍不算整齐”。河北监察区官方文件记载是1000多人。

　　“一二·九”亲历者、后为“民先”总队长的清华物理系1933级学生李昌回忆，城内游行队伍“到王府井大街时，已超过3000人”(徐庆全《六十年后李昌首次详谈“一二·九”和民先队》)。清华心理系1934级学生何礼在《我对“一二·九”运动的回顾》中回忆，“全市的六千多爱国青年学生举行了浩浩荡荡的游行示威”。赵石回忆，“那天参加游行的清华同学有几百人”。姚依林回忆没有估算参与人数，但直言规模偏小。他说：“‘一二·九’当天，参加的学校比较少。北大未拉起队伍”，“‘一二·九’没有什么其他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