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 年，我生于掖县(现莱州市)城东崮山区西朱盘沟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里。8 岁时，家里虽穷，但父亲毅然送我到本村小学念书，希望将来改变家庭穷苦命运。

　　在学校里，老师经常给我们学生讲述东洋日本鬼子不断侵略我国的时局。他们早已侵占了我国东北，进而不断向关内进犯。“七七”事变后，他们又大肆向我华北和中原地区侵略，妄图侵占全中国，把我们变为亡国奴。鬼子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我们幼小的心灵已感受到我国已处于民族危亡的严重时刻，有了鬼子随时侵犯我山东胶东地区的思想准备。

　　1939 年冬，北风呼啸，滴水成冰，天气格外寒冷。有天深夜，我们全家都已睡下，突然村里传来阵阵狗叫声。父亲急忙起来披上破棉袄出门探望，很长时间才回来。他沉痛地说，村里几户人家在城里的亲戚逃难来了，鬼子已攻占了掖县城。他们丧心病狂地见人就杀，街上血流成河，房屋被烧……这些人家侥幸才逃出来。后来，我们才了解到，1939 年1 月16 日，日本头目大岛仓谷率鬼子一部，伙同汉奸土匪头子刘桂棠(外号刘黑七)，带领伪军二鬼子共2000 多人，突然侵犯掖县城。掖县抗日民主政府的革命武装力量进行了顽强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撤退。鬼子们占领掖县城后，见商店就抢、砸、烧，他们以搜寻“八路”为借口，挨户抓人。被捕的抗日军民，集中关押，施以残酷刑讯，灌辣椒水、钉竹签、烙铁烫…无所不用其极。在四五天内被抓的所谓“八路”共440 余名，最后被分批集体枪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掖县屠城大惨案”。鬼子侵占掖县后，伙同汉奸二鬼子，把侵略魔爪伸向各乡镇农村，建起一座又一座炮楼，挖封锁沟，拉上铁丝网，三天两头出来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即杀光、抢光、烧光)。当时我们掖县流行这样几句顺口溜：抬头见炮楼，处处听枪响，村村都带孝，家家闻哭声。这是当时敌占区悲惨景况的真实写照。日本鬼子在我县还制造了桩桩令人发指的大惨案。

　　在我村东北有个车栾庄，1941 年8 月12 日，日寇纠集200 余名日伪军，于清早6 时许，包围了这个村。村里共百余户人家，多数人听信后已撤离。鬼子进村后，让人敲着锣，呼喊村里未来得及撤离的群众到村头关帝庙前集中。然后把他们驱赶到庙堂大屋里，关上大门。鬼子向屋内投入火把，一时屋内烈焰熊熊，浓烟滚滚，顿时屋内喊声、骂声、哭声响成一片，男女老少在烈火浓烟中挣扎，惨不忍睹。个别人砸窗逃出来，鬼子又用刺刀捅死。这次共烧死无辜群众40 余人，500 余间房屋被烧毁，鬼子制造了惨无人道的“车栾庄大惨案”。

　　日寇的桩桩罪恶，激起广大群众的仇恨，也认识到只有组织起来和敌人斗争才是唯一出路。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各村都成立了农救会(农民抗日救国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各种抗日群众组织。各村都挖有隐蔽的地窖。得知鬼子要来扫荡，就把粮食等物品都藏在地窖里，人们带上简单行李，牵着牲口进山躲藏。我也参加了儿童团，并当了儿童团长。经常和儿童团员在村头站岗放哨，长杆子顶上，结上草把做标记。发现敌情，即向村里发出信号，使群众作躲避撤离准备。在紧张的时刻，我们24 小时都轮流值班。毛主席所倡导的游击战术和人民战争思想已深入人心。

　　1942 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这年春节前后，群众都无心过年，随时准备迎击鬼子扫荡。阴历正月二十八这天，漫天大雪，天寒地冻。我正和两名儿童团员在村头放哨。忽然见一个人影从村东玉光山(距村约2.3 里)山坡踏雪急忙走来。我们三个端着红缨枪警惕地看着他，原来是村里的周大叔。他惊恐地说，咱村三个青年在山上庙门前杀了个鬼子，敌人一定来搜寻报复，快通知乡亲们。我们听后，急忙跑回村里通知。全村人听说后都带上吃食和简单行李，奔向七八里外的山间躲起来。原来，驿道据点的鬼子到相公等村清乡扫荡，回据点时，一个鬼子小头目，因喝多了酒，倒在玉光山坡的庙门前，嘴里还叽里哇啦说着醉话。这时我村的张灵新、周九鼎、王某(忘记其名)三个小青年正躲在山上，看到这一情况。三人急忙商量了一会儿，就一跃而起扑向鬼子。周九鼎、王某两人死死扼住他，张灵新抽出鬼子的刀，刀起头落，结果了他。三人用鬼子的军大衣把他裹起来，抬到山沟里掩好，便带着从鬼子身上卸下的武器投奔了武工队。后来他们三人在武工队不断杀敌立功，有的还被上级评为杀敌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