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位20 世纪40 年代在延安枣园工作过的老同志，每当谈起这段特殊情况下的往事时，尽管已经过去了六七十年，仍然激情满怀、感慨万千。

　　一个特殊战斗集体的组建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力量迅速发展。无数热血青年响应共产党团结抗战的号召，抱着抗日救国的热忱奔赴延安。这种浪潮下，各色政治组织也有人员介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借机安插人员混入其中，这些人在1942 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中时隐时现，以各种方式暴露出来。

　　鉴于这一情况，1943 年4 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决定提出，整风的任务分为两项：一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二是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党中央、毛主席认为，整风是思想上清党，审干是组织上清党;并提出，鉴于历史上肃反扩大化的沉痛教训，这次审干无论如何不要搞“逼、供、信”，而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但是，实际主持审干工作的康生，利用当时国民党军队严重威胁陕甘宁边区的形势，于7 月15 日在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使审干工作变成“抢救失足者运动”。十几天内，延安就揪出“失足者”1400 多人，造成大量冤假错案。

　　毛主席在听取了有关同志的报告后，认为审干是扩大化了，要求纠正这个做法，提出我们的政策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并要求对被整错的同志平反道歉。8 月15 日，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审干工作的“九条方针”。

　　党的政策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那就是说，大部分审查对象的审查工作要在本单位进行。少数一时弄不清的人，送入专门机构审查——边区政府系统的进入“行政学院”，中央系统的到社会部主办的“西北公学”。

　　当时，中央军委下属的机要机关有几十名技术干部在西北公学接受隔离审查，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时任情报部和社会部副部长的李克农考虑，这批受审查的技术干部都是20 岁左右的年轻人，不可能有那么多人是特务或有严重的政治问题。而且，他们都在机要工作中掌握了一定的专业技术，如果长期审查，等待作出结论，势必荒废专业技术。若把他们集中起来，让他们担负一定的技术侦察任务，则可以达到保留、培养干部的目的。这个意见得到了上级的批准，随即在中央情报部一室下面组成通信联络科，由老同志刘志汉任科长，康斌为副科长。通信联络科的方针是“边工作，边审查，边学习，边生产”。李克农副部长对工作骨干栗林、楠林亲切地说：组织上相信你们，要大胆工作，不要有顾虑，并任命他们分别为报务组和机要组的组长。于是，以受审查的这批同志为主，加上其他机要单位的一些同志，在这种特殊条件下组成了一个新的战斗集体。

　　这个战斗集体住在枣园后沟。枣园是旧时代留下的一个庄园，后面连着一条山沟。沟外山坡上住着中央领导机关和领导人(毛主席和中央书记处大约是在1943年10 月搬去的)。沟口的内侧和后沟，住着中央情报部和社会部(保卫部)。这里实际上是党领导的秘密工作的心脏，有着一种浓烈的团结奋斗的政治气氛——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为党和革命的利益作出奉献和牺牲是无上的光荣和责任，那些作出了奉献和牺牲的同志则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我们这些尚未得到最后的政治历史结论的同志，精神上有着巨大的压力，内心也有种种矛盾、怨气和痛苦，有的遭遇初恋爱人被迫分手或其他不幸的家庭变故。但是，我们是共产党员，无论在哪种情况下都应该相信党，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组织上把这样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要我们大胆工作，这就是十分珍贵的信任。我们应该为党的事业无私地奉献。于是，我们就决心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为革命的胜利而与敌人战斗。李克农同志工作非常繁忙，但仍关心我们的工作、思想和生活，不时听取我们单位的汇报，给予指示。科长刘志汉同志坚决贯彻上级的方针、指示，同时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我们住在后沟的山腰里，用水要从山下挑上来。在我们工作紧张时，他为了让我们休息好，有时一早就从山下把水挑上来，供我们洗漱。在这种政治气氛中，我们并无被歧视的感觉，也没有和组织的隔膜感。这个特殊的战斗集体，就这样团结战斗起来了。

　　边工作，边审查，边学习，边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