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抗战期间王酉亭在重庆的一些往事

　　八十年前(1937年)，我的父亲王酉亭带领中央大学畜牧场部分教职员工和1000多头牲畜家禽，在南京大屠杀前夕，冒着日寇的炮火，跨越苏皖豫鄂川五省，辗转四千多里，历时一年，克服千难万险，成功西迁重庆，后被称之为：“抗日战争中的另类长征”。

　　如果仅仅说父亲带领“动物西迁”的过程，而不讲他到了重庆后的一些往事，那讲父亲抗战时期在中央大学的经历，似乎是不完整的。

　　从1938年11月下旬到达重庆算起，抗战胜利后，父亲因在重庆协助处理校产移交及人员物资的安置运送，至到1947年，才最后一批“还乡南京”，共在重庆待了九年的时间;而我的母亲则是在1937年12月5日，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跟随中大师生最后一批离开南京到重庆的，她们在1947年和父亲同期回到南京，共在重庆待了十年的时间。

抗战时期在重庆的证件照片

　　根据父母亲的生前讲述及哥哥姐姐们的回忆，现将父亲在重庆的一些往事记录如下：

　　我们家在重庆日子里，总体感觉是波澜不惊，异常艰苦。

　　一是，重庆人满为患。抗战期间，不仅是政府机关和大专院校迁到了重庆，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对战时军需有保障作用的单位，都迁到了重庆。各地的难民也像潮水般涌入了重庆，加上当地原有的人口，人员是爆炸性地增长。都说当时重庆有几多，即：政府机构多，迁入学校多，兵工厂多，军警多，难民多，到处都可以看到迁入的人员，以及乞讨的流浪者，出了门碰到的大多是外乡人。

抗战期间的重庆人满为患

　　二是，大轰炸造成了“灭顶”之灾。抗战期间，日军对战时陪都重庆进行长达5年半的数百次轰炸，重庆死于轰炸者万人以上，伤者不计其数，学校与机关被严重破坏，大量民居被毁。每次防空警报一响，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往防空洞里跑，场面十分混乱，有的来不及进防空洞的，就近趴在地上听天由命，每次轰炸后都死伤一片，现场哭喊声、呻吟声不断，日军飞机一走，大家都忙着抢救伤者、消防灭火、清理瓦砾、掩埋死者，市民们整天提心吊胆，社会弥漫着恐慌状态，工作与生活秩序极不正常。

日军对重庆大轰炸，民众躲进防空洞避难，到处火光冲天、死伤不计其数

　　三是，物资匮乏，生活苦不堪言。战时，生产力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物资本身就严重缺乏，再加上重庆一下涌入那么多的单位和人员，原有的住房和生活必需品远远跟不上需求，造成物价飞涨，连最基本的生活都得不到保障，有些紧缺物资被列为战时管控品。老百姓的日子过的更是艰辛，很多外乡人流离失所，沿街乞讨，屋檐下常栖息着衣不遮体、奄奄一息的难民，能有一个地方住、吃上一口饱饭就是天大的幸事。为了生存，难民们饥肠辘辘四处找活干，可是能被招去用工的寥寥无几，不时有人倒毙街头。家人还经常看到跪在街头挂个牌子卖儿卖女的，有的甚至为了孩子的活命，乞求路人直接将孩子领走，一文钱也不要，嘉陵江上每天都能看到漂浮的死尸，景象惨不忍睹。

抗战期间重庆的难民时刻在生死线上挣扎

　　战争在进行，教育在继续，知识在传承，这就是一种民族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