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抗战胜利纪念随着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变化而嬗变，不同历史时期特征各异。新中国成立初期，抗战胜利纪念活动主要由政府组织主导，纪念话语围绕“亲苏反美”展开，纪念也是应政权建设的需要。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抗战胜利纪念活动几近于停滞。改革开放后，中国面对比较平稳的国际国内环境，社会越来越多的参与抗战胜利纪念，纪念话语也逐渐回归理性，开始注重历史事实，纪念转为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进入新世纪，抗战胜利纪念也越来越凸显出民众性，地方和一般年份的纪念增多，纪念也越发体现出民众的愿望。

　　纪念活动作为政治文化表达的重要方式而受到广泛关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先后设置了国庆、建党、建军、七七抗战、九三抗战胜利等纪念日，并举行相应纪念活动表达政治意识和道德观念。我国一度将“八一五”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不久后，遵循历史事实将日期改定为“九月三日”。①随着时代变迁，应各方面需要，抗战胜利纪念在活动目标、形式、主旨等方面亦发生变化。学界多关注新中国成立后各类纪念活动的社会功能和历史作用。②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动态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抗战胜利纪念活动、话语、目的之变化，分析抗战胜利纪念呈现的面目，把握发展脉络和阶段特征以展示纪念的转向。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将建国前革命年代的政治动员方式延伸到政权建设，革命理念和思想影响到社会主义建设。抗战胜利纪念的相关活动也能明显感受到革命政治动员的延续。

　　这一时期的纪念活动略显单调，且基本上由政府主导，组织安排纪念大会。如，1951年9月2日下午3时，首都各界举行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六周年大会，出席者有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郭沫若、陈叔通、彭真、李济深等。③1965年9月3日下午，首都各界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大会，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出席大会，罗瑞卿发表讲话。④虽说是首都“各界”庆祝会，但显然是高规格政治性大会，有当时政界重要人士参加。国家部门、机关召开座谈会，回顾历史，弘扬革命精神，以示纪念和庆祝。再如，1951年9月29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小组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举行扩大座谈会。其他如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等也分别于不同时间举行座谈会。⑤各地方政府也组织召开纪念会或座谈会以纪念抗战胜利。又如，1960年9月3日上午，东北三省的沈阳、长春、哈尔滨、旅大市和河北省的张家口市分别举行集会，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和苏军解放东北十五周年。⑥1965年9月4日晚，上海各界人民举行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庆祝会，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等负责人出席。⑦这些纪念会或座谈会能形成比较凝聚的纪念空间，塑造浓烈的纪念氛围，但多属官方行为，由政府主导。

　　同时，官方媒体也会发表社论或纪念文章。《人民日报》分别有《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阴谋是注定要失败的》(1952年)、《亚洲人民的光明前途》(1953年)、《伟大的十年》(1955年)、《美帝国主义照样是可以打败的》(1965年)。《解放日报》也有《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周年 反对美国单独对日媾和》(1951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日》(1952年)。还会发表一些理论性纪念文章。《解放日报》1952年发表金学成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制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9月3日);1965年发表林彪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9月3日);1965年发表徐仑的《革命战争是伟大的学校——从抗日战争看革命战争的伟大改造作用》(9月5日)。《人民日报》1951年发表李济深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周年》(9月3日)。诸如此类文章具有典型政治色彩，宣扬政治意识形态，是国家和政党意志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