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栋梁，四川眉山人，出生于1927年。1943年，我正在位于成都爵板街的成都正成商业专科学校读书。这一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一年，侵略成性的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场屡遭败绩，同盟国军队已冲破日本的所谓绝对国防圈，把战火烧到了日本家门口。

　　日暮途穷的日本帝国主义垂死挣扎，拼凑起强大的兵力在中国大陆发起一号作战，妄图打通大陆交通线，以中国大陆为基地顽抗到底。积贫积弱的中国军队在豫湘桂战场上一败涂地，长沙、衡阳、桂林相继沦陷，日军甚至一度打到贵州独山，直接威胁陪都重庆。一时间大后方震动，人心惶惶，中华民族再次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正在成都读书的我同学校里的同学再也坐不住了，每天争着看报纸，大家群情激愤，恨不得拿起枪杆同日本鬼子拼命。

　　由于战场形势危急，国民政府一改知识青年不服兵役的规定，号召大中学生志愿从军，借以提高军队素质，掌握源源不断运来的美式先进装备，打败气焰嚣张的日本帝国主义。成都、重庆等大城市的青年学生纷纷报名参军，大后方掀起了知识青年从军的高潮。

　　国民政府对志愿从军的青年学生进行了集中培训，在重庆和成都分别建立了教导一团和教导二团，对青年学生进行初步的军事训练。记得1943年11月，驻在重庆的教导一团上千名青年学生，从重庆出发经过成都市区前往新津县的五津镇，那里有座大机场，他们将在那里乘飞机飞往印度。

　　成都民众在大街上夹道迎送重庆来的青年学生，我们正成商专的同学也挤在大街上的人群里，从南大街到老南门大桥直到武侯祠，挤满了人。我们唱歌喊口号，为这些即将出国参战的大哥哥送行。这些青年学生身穿军装，身背背包，精神饱满地走在大街上，他们个个精神抖擞，情绪高昂地唱着抗日歌曲，博得成都人民阵阵掌声和喝彩。

　　队伍出了红牌楼，越走越远。同学们心情依然激动万分，围在一起议论纷纷，对这些大哥哥既羡慕又敬佩，议论一阵后有个同学突然大喊一声：同学们，光议论有什么用，有种的就去当远征军，上前线打鬼子!

　　我在同学中个子算高的，我感觉大家都在看我，我只感觉一股热血直往脑门涌，我毫不犹豫地大声回答：我有种，我就敢去远征军，上前线打鬼子。同学们一听全都鼓起掌来。既然话说出了口，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决心马上赶往新津，追上这支从重庆来的队伍。

　　我是眉山人，是家里的独子，按照当时的征兵规定，独子免服兵役。家里很穷，父母节衣缩食送我到成都读书，就是期望我毕业后谋得一份职业改善家庭生活。如果回去征求父母意见，他们绝对不会同意我放弃学业去当兵。

　　我心一横，自己做主就决定了一生中最重大的事情。回寝室简单收拾一下，同学们就簇拥着我赶往浆洗街的南门汽车站，工作人员听说我是志愿从军的青年学生，便热情地把我送上即将开往新津的汽车，免费把我送到五津镇外的飞机场。

　　教导一团的学生兵正陆续进入机场，带队的一个长官听说我是商专的学生，又见我个子高大，听我说明来意，当场决定破格收下我。

　　但进机场却遇上了麻烦，教导一团的学生兵都穿着一身军装，守卫的宪兵把身着黑棉袄的我赶出来。那长官见状便想了一个主意，让已进机场的伙夫脱下军装让我穿上，于是我跟在队伍里顺利进了机场，只是当时只顾高兴，连棉袄里的钱都忘记掏出来。

　　黄昏时我们排着队鱼贯登上飞机，这些飞机都是“驼峰航线”运输租借物资到成都的运输机，记得是美制C—47运输机，它们在成都卸下货物后返空飞回印度。飞到昆明后在巫家坝机场休息，第二天登上飞机直往印度飞去。飞机上没有座位，我们一排排坐在地板上，连大气都不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