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主客观的各种因素，抗战初期中共对山西方面的统战工作还算相当成功的。阎锡山这个人也是很不简单的，民国初年的各路军阀在一次又一次的内战中几乎被当权派消灭殆尽，只有他的山西仍旧凭借山河之险，人心不散。因此他有一套很完善的统治理论。

　　阎锡山从前对共产党一向是仇视的。苏俄十月革命之后，他曾对他的僚属们说：“看吧，赤化全世界的大祸，快要来到中国!”自此以后，阎锡山常流露其对“赤化”、“赤祸”的看法，并提出如何防范的办法。所以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阎锡山就’一贯支持蒋介石的反动政策，并以“防共”、“反共”为中日亲善的前提。他还说国民党的农工政策，是替共产党做工作，应该赶快停止。在山西，他写了《防共应先知共》的小册子，发至学校和机关，并亲编《防共歌》，在民间广泛宣传。胡说什么“共产党先甜后辣”，“共产党杀人如割草”，“共产党来了富人穷人都糟糕”，“共产党是要富人的钱，地主的地，穷人的命”。又编了一本《共产主义的错误》的小册子，批评马克思“把失业恐慌、经济侵略战争的交易病误认为分配病”，“唯物辩证法只讲要不要，不讲该不该，抛弃了人在历史发展上的领导作用”，又胡说“共产党视父母为路人，更进而仇父杀父”，“强人作禽兽”。最后形成他的中心思想：“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

　　不过阎锡山的反共比之蒋介石、汪精卫和日本军阀们，都要高明一些。他企图用成套的造谣污蔑，给一般人民和知识界种上很深的反共毒素，从根本上实行他计划的“思想防共”，更进而推行“政治防共”、“经济防共”、“军事防共”、“民众防共”。

　　中原大战阎锡山下台后，避居大连，受着日本人的保护，约有一年的光景。当时他在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策动和帮助下，不断和广东的陈济棠、东北的张作相等老军阀，以及西北、西南反蒋失意的军阀政客们，信使往返，秘密进行倒蒋种种活动。那时，日本还没有发动九·一八事变，他们计划鼓动阎锡山再次发动内战，还想强迫阎锡山做他们侵华的傀儡。关于这一点，阎还算有些聪明，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狐疑推延，未成事实。后来，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揭开了武力侵略中国的战幕。阎锡山很巧妙地掌握时机，在事变的前一个月，飞回山西。他和日本在幕后搞了什么鬼把戏，局外人不得而知，可是阎锡山—离开大连，摆脱日本的掌握，避免公开当汉奸却是事实。

　　1932年春，阎又出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表面上高唱守土抗战，实际上他念念不忘倒蒋，更时刻不忘反共。所以，当日军强占东三省和热河并向关内进逼，蒋介石令张学良采取不抵抗主义对日再三再四让步的时候，阎锡山也和日本人密切往来。日本在“反蒋”“反共”的口号下，引诱阎锡山上钩。听说日本人有一次和阎谈判时说：“阎先生，你对蒋介石报仇的日子到了，不要坐失良机!”阎锡山虽因抗日高潮的到来，未能发动内战，但一直存在着反蒋意识。西安事变时，阎锡山兴致勃勃，认为蒋介石这一下可完蛋了。他判断内战即将发生，他可以坐山观虎斗，本着“矛盾中求存在的原则”，谋取一切利益。不料，却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据说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在洛阳劝蒋抗日，碰了钉子。那时，阎锡山在背后怂恿张学良反蒋。他说：“老弟，你于天大的事，我也能帮助你。”后来西安事变，张、杨派代表到山西，要阎践约，阎又说：“现在的事比天也大了，我不敢帮助。”八年抗战期间，蒋、阎之间，也始终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意见。阎锡山对蒋介石中央政府的法令，始终是表面服从，实际上自行其是，另搞一套。蒋对阎也无可如何。蒋介石拉走了傅作义，阎认为傅背叛了他，气得咬牙切齿。阎锡山也始终防范蒋的嫡系胡宗南、卫立煌等对他可能发动的袭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