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存葆的《东方之神》(载于《十月》2002年第四期)被作者自己称为纪实文学(见《中篇小说选刊》2002年第六期该篇作品后所附作者创作谈)。我读了该“纪实文学”后的感觉是名不副实，如果可以开个玩笑的话，我宁可称它为“纪虚政论”：该作品纪录的事情大多不是史实，而是虚构的;形式上似乎侧重于历史考证，实际上依据的主要是小说和民间传说、故事;该作品并没有很强的文学性，较多地是在“纪虚”的基础上大发政治议论。

　　要谈关羽和三国的事情，陈寿的《三国志》应该是最重要的历史资料。而李存葆的《东方之神》(下称李文)却说，陈寿是“坚定的拥曹派”，因其父曾受诸葛亮的髡刑，在写《三国志》时掺进个人恩怨，具体到《关羽传》，则“惜墨如金，闪烁其词，语焉不详”。陈寿修《三国志》，确实以曹魏为正统，但这并非他拥护曹魏，而是身为西晋臣子的缘故;西晋是继承曹魏的，因此他修史书，不能不以曹魏为正统。如果一定要说拥护谁的话，也只能说他拥护司马氏的西晋，与曹魏并不相干。

1.jpg

网络配图

　　从有关史实看，陈寿在形式上不得不以曹魏为正统;作为蜀汉旧臣，他在思想感情上却倾向于蜀汉，从这个意义上倒可以说他是“坚定的拥刘派”。他给自己的书取名为《三国志》，就是表明魏、蜀、吴三国对等的意思。在材料的取舍上，他对曹丕称帝时群臣百余人劝进、颂德的表文均不记载，对刘备称汉中王和即皇帝位时群臣请封之辞、劝进之表、告祀之文则大书特书，可以说明他的真实倾向。〔1〕陈寿修史时因其父受诸葛亮髡刑而掺杂个人恩怨的说法也是没有根据的。自北魏以来，有许多学者为陈寿辩诬。其主要史实是，陈寿在西晋时编成《诸葛亮集》二十四篇，奏于朝廷，并作了一篇表，其中对诸葛亮做了公允的评价。清代学者王鸣盛综合朱彝尊、杭世骏两家之说并加以申述补充，指出：“(陈)寿入晋后，撰次《(诸葛)亮集》表上之，推许甚至，本传特附其目录并上书表，创史家未有之例，尊(诸葛)亮极矣。评中反复称其刑赏之当，则必不以父坐罪为嫌。”清代另两位学者钱大昕、赵翼也指出，陈寿对于蜀汉人物，最推重的是诸葛亮，对其称颂不遗余力，所谓因私嫌而对诸葛亮有贬词的说法，是无识之论。〔2〕

　　由此看来，陈寿作为修史者，其职业道德是好的;他的《三国志》，正如历代史家所公认，是一部可称为“良史”的最有价值的三国史籍。我们要探求一个真实的关羽，不能不首先从《三国志》中找史实。而李文却说，由于政治态度和个人恩怨，陈寿在写《关羽传》时，“惜墨如金，闪烁其词，语焉不详”。这一评价也是毫无根据的。李文拿《武帝(曹操)纪》与《关羽传》的篇幅相比，一个“洋洋洒洒万余言”，一个不足千字，以此证明其论点，但这种对比是没有意义的。